刘景旭

当第一缕春风钻透冻土时，绥化市公安局“春苗计划”的种子正在黑土地里悄然生发。回望半年淬炼之路，那些在训练场与田间地头交替生长的日夜，恰是新警蜕变的年轮。

集训营的铁门在身后合拢，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像是被掐断的风筝线。清晨五点半的起床哨声从未缺席，哗啦啦的水流落到洗漱台溅起的水花，仿佛在映射着我不平静的内心，想象着产房里妻子额头的汗珠如何滴落在新生儿皱巴巴的皮肤上。队长说警徽是用责任铸成的，可当我用拇指反复摩挲头顶的警徽，心情激荡并自豪的同时，也被它磨得生疼。

春苗训练基地的塑胶跑道带着霜花，我的作训服已被汗水浸透。当教官点到我的名字时，我立正大声答道，铿锵有力。教官把他的手机递到我的面前，彩色的屏幕比当时的阳光还要耀眼，我瞥见屏幕上跳动着妻子的未接来电——妻子羊水破了。一时间，我竟分辨不出脸颊上淌下的是汗水还是泪水。在各级领导的帮助下，我终于在妻子进产房前到达了医院。手术很顺利，与妻儿一起回到病房，那一刻，时间的皱褶突然舒展，啼哭如春雪初融。她湿汗的手攥成藤蔓，而我掌心沉甸甸的，传递来的，是最轻又最重的星火。

归队不久后的一天，晨雾还没散尽，早操结束回到宿舍整理内务，我把毛巾叠成标准的方块。队长轻轻叩开宿舍门，“你父亲脑梗住院了。”他声音压得很低，可这句话还是震得我手指发颤。

请假手续批得很快，领导特意安排了车辆送我回家，出发前拍了拍我肩膀安慰道：“路上别急，五天够用，落下的科目，回来我让教官给你单补。”车在路上疾驰，穿过荒冷的平原，我数着窗外掠过的电线杆。产房里妻子抱着孩子冲我笑的照片，在手机相册里明明灭灭。

病房的白炽灯二十四小时亮着。父亲半边身子不能动，我拿棉签给他润嘴唇，他总用还能活动的左手推我：“回、回家看孩子去。”可每次护士来换吊瓶，他又死死攥着我的衣角，像小时候我拽着他西服的铜扣子。

凌晨三点溜出医院，街边店铺还亮着灯。到家时她正踮脚够晾衣架上的毛巾，剖腹产的刀口疼得直抽气。孩子突然哭了，我们同时伸手去抱，她发梢的奶香混着我身上的消毒水味，在晨光里打了个转。

要归队了，父亲突然能含混地喊我小名了。媳妇把我皱巴巴的作训服熨得笔挺。下楼前，她抱着孩子安静的注视着我，我在她的眼神中读到了鼓励，襁褓里露出的小脚丫像朵粉白的玉兰。

回到训练场时下午操课刚开始，烈日把作训服晒成滚烫的铁板。擒拿拳劈开热浪时，沙砾在磨破的肘关节淬火。那些摇晃的吊瓶与轻晃的摇篮，在训练场嘶吼声里熔成警魂的钢芯。

结训离队那天，队长把我的肩章拍得啪啪响。与各位春苗战友一一道别时，我突然想起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父亲在病床上艰难地抬手，媳妇抱着孩子视频里的笑脸，还有自己对着警徽发过的誓言。原来生活给的担子从来不会单独来，它们总是一左一右，刚好压成男子汉最稳当的扁担。结训仪式上，队长为我们正冠的手势，终于读懂“春苗计划”的深意：不仅锻造我们的筋骨，更在血脉里注入传承的基因。

我背着行囊赶往乡下派出所报到，三层白瓷砖小楼立在乡政府院内。师父从办公楼内大步出来，冬执勤服笔挺如松，裤线利落如刀，走路带风：“我是老杨，派出所教导员，今后你跟我。”

第一课从调解玉米款纠纷开始。两家农户为收购价争执不下，在院里推搡起来。师父让我打开执法记录仪，自己站到中间：“老张，你家玉米水分大，扣重是按国家标准；老王，你压价也不能低于保护价。”他从手机调出农业局文件，又翻出过磅单照片，最后提议重新抽检。看着双方握手言和，我才明白培训时教的“移动终端实战应用”有多重要。

基层工作远比想象复杂。师父教我整理案卷时，把2016年的土地纠纷记录抽出来：“今年李家兄弟争的田地，和这个是同一块地。”他调出电子地图，新旧航拍图叠在一起，地界变化清清楚楚。我问他怎么记住这么多陈年旧案，他拉开铁皮柜，露出按年份编码的档案盒，边角都磨白了，但标签手写的字迹始终工整。最震撼的教育藏在师父让出的暖贴里。雪夜寻回走失种羊时，他给老大娘套棉手套的动作，与二十年前前辈盖在群众身上的大衣，在时空里完成击掌。

师父帮我整材料时，忽然从抽屉掏出个笔记：“这是我二十年遇到的典型案例，有些比教科书管用。”抚摸着师父传承的笔记，那些冰面行车要领、调解中的语言技巧，突然与训练场的战术动作产生奇妙共鸣。

执勤服内兜的警徽微微发烫，忽然想起集训时接住的那簇星火，正在黑土地里与万千春苗共振。派出所二楼的月光与半年前训练基地的别无二致，但映在案卷上的光影已不再惶惑。以“春苗”为名的这场播种，终让我们在群众的笑意中，望见最辽阔的金色麦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