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北方的冬天，是从风里长出来的。老北风跟野狼似的嚎叫着往窗棂上撞，屋檐下的冰溜子能挂到一尺长，可只要一钻进屋里，扑脸的就是火炕的热气，那是用柴禾和时光焐出来的温度，能把骨头缝里的寒气都熨得服服帖帖。

我家的炕是“连锅炕”，灶口填柴，火苗和烟儿就顺着“喉巴眼儿”钻进炕洞，炕面子是土坯抹上厚厚的大泥，烧热了挺的时候长。母亲总说：“炕热屋子暖，人勤日子甜。”这话不假，那会儿谁家的炕头不热，谁家的日子就显得冷清。

炕沿边有个黑黢黢的方洞，我们叫“攮洞子”。它的好处是可以随时填柴给火炕加温。“攮洞子”脖长，不像灶口，填长一点的柴禾还得撅一下。烧火时，母亲会把干透的柴禾顺着洞口往里塞，火苗“噼啪”舔着炕道，烟筒里就冒出灰白的烟，在铅灰色的天空拖出长长的尾巴。冬天放学回家，我最爱干的事儿就是趴在攮洞子边，看橘红色的火苗在黑暗里跳舞，闻着柴禾燃烧释放特有的清香。有时手痒，偷偷往烧好的火里扔个土豆，炕热了，土豆也烧好了，掰开一看，金黄的瓤冒着热气，烫得直甩手，却吃得满嘴香甜。老家炕头的温度，是那个年代冬天最暖的坐标。

要想炕热，就得有烧不完的柴禾。生产队分的那点苞米秆和秫秸根本不好干啥，每到秋头子，家家都会搂柴禾。林地里的树叶和大田里的垄沟，都被耙子搂的溜光。有的人家会把黄豆茬子薅回来烧火。那会儿没有煤气，没有暖气，冬天的柴禾是全家的“命根子”。

我们管野外的软柴禾叫“荒柴禾”，多是枯草、荆棘和落叶，我常常跟着父亲扛着“柴禾耙子”，挑着柳条编制的大挑筐，去村边的地里搂柴禾。柴禾耙子是铁做的，齿又密又尖，拉着耙子在草地或垄沟里走，枯草就“哗啦哗啦”往一起聚。我跟在后面，把散落的柴禾归成小堆，然后往挑筐里装，不时的用脚踩实，这样能多装一些。每年搂回来的柴禾很多，望着堆起高高的柴禾垛，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这“耸立”起来的“小山”，也有我的功劳呀。

荒柴禾看着多，实则“绵软囊吧”，烧起来火头软，灰烬却特别多。每天早上天刚亮，母亲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掏灰。她拿着“掏灰耙子”和“灰簸箕”，蹲在灶口和攮洞子边，把灶坑和炕洞里的灰一点点扒出来。掏灰是个脏活，母亲每次掏完灰，头发上、眉毛上都沾着点点的灰，我有时想帮忙，她总是把我推开：“快躲开，别让灰迷了眼睛，一个小蛋子不是干这个活的，一边儿待着去。”草木灰细细的，像灰黑色的面粉，母亲不知道它含钾，却知道它是好肥料，说开春撒到地里，粮食和蔬菜长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到了冬天，日头短，天黑得早，吃过晚饭，长长的火炕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场”。50年前还没有扑克，我们最爱玩的就是“嘎拉哈”。“嘎拉哈”是猪或羊的膝盖骨，“羊嘎拉哈”略小，“猪嘎拉哈”偏大点。“嘎拉哈”有4个面：平放时鼓肚那面叫“背儿”，翻过来凹下去的面儿叫“坑儿”，立起来带凹槽的面儿叫“珍儿”，掉过来光溜溜的面儿叫“驴儿”。母亲说，好的嘎拉哈要瓷实、锃亮，我家积攒的嘎拉哈都是用碱水洗净，经过精心打磨后涂上颜色的，拿到手里光滑圆润，个个像块小玉佩。

“嘎拉哈”的玩法很多，姐姐们喜欢“欻嘎拉哈”，操作规程是先把4个羊嘎拉哈撒在炕上，手里抓着布口袋，往上一抛，趁口袋落下的空当，飞快地把嘎拉哈按规矩翻个面儿，譬如“搬珍儿”，就是把所有嘎拉哈都翻成“珍儿”，4个面儿率先完成者为获胜。这个游戏技术含量高，记忆中我的三姐是“欻嘎拉哈”的高手。我们这些男孩多是玩“掷珍儿”“抢暴子”之类简单的。虽然不赢啥，却也是个个认真，急嗷的“打仗声天”。

那会儿的冬天冷，可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早上起来，窗户玻璃上结着“冰花”，有的像松枝，有的像羽毛，我总爱用手指在上面画小人，画得满窗都是歪歪扭扭的脑袋。许是父亲40岁有我的缘故吧，父母总是惯着我，儿时的冬天，我会不时地得到一个冻梨或冻柿子。黑乎乎的冻梨泡在冷水里，一会儿化出一层冰壳，敲开冰咬开一个小口，吸着甜甜的汁水，冰得牙根发麻，却吃得上瘾。

我家两间房，东北角设置个“到厦子”，为了省柴，不来客人时一般不烧火，晚上睡觉，全家人挤在一铺大炕上。炕烧得热，被子上都带着炕面的温度。

进了腊月，年味就从裱墙糊棚开始浓起来。那会儿的墙是“土坯墙”，年头久了就掉渣，所以每年过年都要“裱墙”。母亲会提前买好“窝子纸”——一种图案优美的纸，薄薄的很光滑。窝子纸不好糊，拼对精准才是一个完美的图案，一时不慎差一点儿就会出现裂缝，所以操作起来不能有一点马虎。父亲是个精细的人，每年糊墙都是主角，母亲和姐姐刷“糨子”，我的任务，在糊棚的时候负责把好凳子。

裱完墙，就该贴年画了。年画都是从供销社买的，一张两毛钱左右，印着“胖娃娃抱鲤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五谷丰登”之类。年画贴上墙可就不一样了，胖娃娃的红脸蛋、鲤鱼的金鳞片，一下子把屋子映得亮堂堂，父母的脸上带着笑，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

有一年除夕，外面下着雪，我们一家人围着炕桌吃年饭。一年到头，为了庆祝，母亲做了四个硬菜，有鱼有肉。父亲喝着“老白干”，母亲往我碗里夹菜，说：“多吃点，来年有力气。”吃完饺子，父亲从柜子里拿出“压岁钱”，一人五毛钱，我和姐姐攥在手里舍不得花，藏在枕头底下，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窗外的鞭炮“噼里啪啦”响，烟花在天上炸开大朵大朵的花，映着窗户上的“福”字，也映着我们笑盈盈的脸。

一晃儿，离开老家30多年，如今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再也不用搂柴禾、掏灰了，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暖气是热的，却没有火炕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温煦与亲切；屋里干净整洁，却没有土质乡村的烟火气息。父母早已不在了，梦里经常梦见老屋孤零零的在不舍中守望，梦见热乎乎的火炕，梦见母亲早起掏灰的身影，梦见嘎拉哈碰撞时“哒哒”的声响……醒来我发现自己的眼角湿润了。

我知道，火炕的温度早就刻进了我的血脉里。它不仅温暖了我的童年，更温暖了我以后的岁月。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铺热烘烘的大火炕，想起炕头上的欢声笑语，心里就踏实——因为我知道，那是家的方向，是岁月的根，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