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勇，蔡畅外孙，李富春与蔡畅唯一女儿李特特之子，197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经济师，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系毕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书记。

如果说一个人的思想与精神会影响你的一生，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与你人生密不可分的人。对蔡畅外孙李勇来说，蔡畅对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他的一生。

“其实，奶奶是我母亲的母亲，在奶奶身边几十年，习惯了‘奶奶’这一称呼，在整个家庭中，我最了解奶奶、受奶奶的教育影响最多，尽管她去世了很多年，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其谆谆教诲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她的崇高品德与风范铭刻在我的心中。”李勇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革命故事激发报国之志

“记忆中，大概10岁起，每个周末，我陪着奶奶一起在中南海散步时，奶奶就会给我讲党史，讲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讲革命家庭的历史，讲葛健豪、蔡和森、向警予等革命先辈的故事。而且是系统地、一段接着一段地讲。”李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明白，奶奶讲的这些故事无形中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勇坦言，奶奶很少讲自己参加革命的故事，多年后，他通过读《蔡畅传》《我们的好大姐蔡畅》等书籍，才知道奶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蔡畅，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1919年跟随母亲葛健豪、三哥蔡和森、三嫂向警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相识，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结成伴侣。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都为各自的革命工作忙碌着，没有固定的住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

“尽管当时爷爷（我也习惯了称‘外公’为‘爷爷’）和奶奶都担任国家相关部门的要职，但他们依然保持艰苦奋斗、清廉朴素的作风。当时，国家为他们配备了一辆吉普车专供管理员买菜，但爷爷觉得这辆车利用率不高，放着浪费，奶奶也觉得配了管理员又配专车，属于特权。于是，他们商量决定把这辆汽车交给公家使用。”李勇谈道，类似这样处处为国家考虑，从不顾及个人利益的事情还有很多。

最令李勇感慨的是，爷爷李富春1975年去世后，蔡畅把他们二人储蓄的10万元钱交了党费。后来，在蔡畅去世前又把自己积攒下来的3万元钱也交了党费。

“13万元特殊党费是什么概念？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工资制以后，我奶奶和爷爷，他们两个人的工资级别都是三级，三级工资是400元钱，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工资是一级、二级，后来毛主席把自己的工资也减少到三级。我奶奶和爷爷的工资加起来每月800元，13万元是他们两个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约20年除了生活费以外的所有积蓄，以及之后15年我奶奶一个人全部工资收入的一半。这是当时党内家庭交的最多一笔党费。”李勇说，他为有这样的奶奶感到自豪。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奶奶：“是否给子孙留下一点？”奶奶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牢记“为国服务”嘱托

“孩子们，你们是太幸福了，不要忘记今天在家的孩子和长辈，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希望你们要努力学习，打好科学基础，准备日后学习专业。务必每人要有一门专长回国服务……”1941年1月24日，蔡畅给远在苏联学习的女儿李特特和侄子蔡博写了这样一封家书。

“从我母亲的人生轨迹中不难看出奶奶提到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那就是不能享受任何特权，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工作上要为国服务。”李勇告诉记者，母亲在苏联学习归国后，奶奶说，咱们国家是农业大国，要为国服务，后来母亲就选择学农业，然后去了北大荒工作。

母亲在北大荒的那段时光，李勇是后来从母亲的讲述中知道的。“当时的北大荒十分荒凉，一巴掌打过去双手都是蚊子，当时4个月大的我被蚊子咬得脑袋像个核桃，身子像个苦瓜，皮肤上没有一处是平整的。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40摄氏度，但吃的食物甚至是发霉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没有怨天尤人，她觉得自己受的苦都是一种人生磨炼。”李勇说，1988年母亲从中国农业科学院退休后，可以颐养天年了，但她却开始投身扶贫工作，这一干就是17年，足迹遍布祖国140多个地方。“为人民服务，奉献我一个，成全千万家！”这是母亲的信念，可以说，母亲的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默默无闻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蔡畅、李富春一生为党和人民奋斗，为政清廉，他们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滋养着家人，传承好家风，同时也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