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富

在东北家乡，人们把有点能耐的农民都称“匠人”，就连说书人后边，也加个“匠”字，称之为“说书匠”。

说书匠，与其他的匠人相比较，区别在劳动方式上。其他的“匠人”，用“手”劳动创造“财富”；而说书匠，则是用“口”创造“文化”。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家乡这块儿文化还相当匮乏。一年到头，生产队院子偶尔放映几场露天电影，过大年时自编自演几场文艺节目，也就算是农民业余文化娱乐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了。至于“说书”，一到猫冬季节，便利用自个的“短、平、快”优势，悄然抢占了农闲的文化阵地，滋润暖融着农民心中那块干渴已久的娱乐冻土。

“说书”，即是讲“评书”。这种方式，简单直播。一个人，一架鼓，一张嘴。人员少，工具轻。说书匠行走便捷，队上招待也方便。而屯里人也喜欢听说书匠的“白活”，那动听的故事，声情并茂的“比划”，当时间过去很久了，还仍然留存在村子里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消闲气场上。

当年，农村的说书匠并不多，一个公社也没有一个半个的，物以稀为贵。一旦打完场，生产队上便托人从大老远或者外县去请来说书匠。当然说书匠的待遇级别是很高的，队上要好吃好喝好住的，晚上说完书还要来顿夜宵，队长陪着弄上二两“一元糠夫”。即使这样，队长还生怕人家说书时留一手，把包袱不能全部抖落出来。

那时候，说书匠说的书目段子，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古代内容的，一个是现代内容的。古代的有《岳飞传》《杨家将》《呼廷庆打擂》《罗家将》等，而现代的有《烈火金钢》《红岩》《敌后武工队》等，但说书匠每次只能从这几部书中筛选出精彩的一段，因为每次讲书只能讲两三宿，全部讲完一部书时间是不够用的。要想听全，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就得东西头、南北屯地跟着说书匠走着听。细想起来，那时晚上窜着屯子听书，真有些无尽的乐趣。

记得家乡农村，冬天晚上的时候，各家都习惯吃两顿饭，晚饭开饭时间较早些。那咱，屯里说书都在晚上进行。每到说书时，晚饭后的屯子像唱大戏似的，人们老早就奔向生产队。队部只有一铺土炕，地上也没凳子，大伙只能站在地上，挤得满满的，竖茬茬的只看见人脑袋，有的实在没地方挤了就上炕站着。惹得老更官儿一个劲地直喊：“别把炕面子踩塌了。”说书匠背靠着墙，坐着板凳，前边摆张小条桌，桌上放只小鼓。早来的人们，一波波的狂笑，一阵阵的唠嗑，只有在说书匠敲起鼓时才能停歇下来。

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听书。每当队上请来说书匠，我就和光腚娃娃李牦子等一群小朋友去听书。每次李牦子总愿牵着我往前面钻，靠近到说书匠小桌子旁边。听完书后，他就跟我们一群小嘎子白活，有时还整个破盆当鼓，两扇木片连在一起当竹板，学的说书人讲故事虽然缺边少沿儿，偶也张冠李戴，但讲的确实很吸引人，初步展现出一个少年说书的天赋。

我第一次听书，是在读小学三年级时。说书匠讲的是《红岩》里的段子。当时，李牦子听得入瘾，不由自主地扯了一下小布衫。由于花旗布糟烂了，只听“咔嚓”一声前大襟扯个口子,人们又一阵哈哈大笑。说书人忙接过笑茬，一击小鼓，大喝一声：“要知‘咔嚓’是啥动静？听我慢慢地道来。”一下止住笑声，把书引入正题。直到老年，我还经常想起这段精彩的场面，总是难以忘怀。

记得在小学五年级时，队上又来一个说书匠。说是队长从老远的拜泉县请来的，是个盲人说书匠，外号“王铁嘴”，有一个与我一般大的男孩儿用木棍领着。那时候，“瞎子说书”，占领说书市场的面儿很大。盲人说书匠，凭着超强的记性力和三寸不烂之舌，行走江湖，一辈子靠“耍嘴皮子”吃饭，也是件很了不起的“文化事”。

那天吃罢晚饭，乡亲们老早就从大道涌向队部，有老头儿老太太，有年轻的姑娘小伙儿，还有我们一帮闹哄哄的小嘎子。满屋子的人，嘻嘻哈哈，挎兜里揣着瓜籽和爆米花，嘎叭嘎叭地嗑着，都眼巴巴地焦急等待着“王铁嘴”开讲。

当然，我和李牦子是不甘落后的。但这次在前边没有抢到位置，我俩便抢一个制高点：站在炕上。当时讲的是《岳家将》的一个段子，“王铁嘴”讲到“岳飞枪挑小梁王”时，我和李牦子一激动，还以为是站在平地上呢，就使劲往高一蹦，一下子把炕面子坯踩塌了，只听“咕通”的一声，两脚陷到炕洞子里。说书匠以为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呢，赶忙“刹车”收尾：“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因这，我和李牦子俩还让队长一顿收拾，然后他又跟说书匠说些“过年”的话，才又继续把故事讲完。

其实，在一个“猫冬”季节，生产队请说书匠说书，最多时也就一两次吧。有的时候，摊上队长喜欢听评书的，就能多听两次；要是赶上队长不爱听的，就兴许一次也没有了。社员们也只能走东家、串西家，玩个小牌，打个扑克，耍个小钱，扯个闲白，打发着漫长的猫冬时光。

我所住的屯子，社员们有演讲天赋的还真有几个。在田间地头，他们或从说书匠那听到的，或从书上看到的，经过自个的发挥演绎，便南朝北国地讲起来。听众不闲乎你讲啥故事，只要你能讲就围着听。特别是一到冬天，社员们就常聚到一个屋里，在一块儿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故事碎碎糟糟，很不整装，没有完整性，但倒是很有趣，能帮你快乐及打发着时光,这就足了。

当然，说书匠在乡下是很受欢迎的人，乡亲们也认为是很有才的人。好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与我一起踩塌炕面坯的李牦子回乡劳动后，他家就变成了说书馆。他天天晚上连续演讲，讲得还真供听，每天一个多小时，比原先说书匠讲得有连续性。久之，队上就不请说书匠了，他也成为不用花钱请的说书匠了，可他家里也成了不用花钱的说书馆了。

李牦子越来越像个纯说书匠了，随着说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他又读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即使在家的“说书馆”里，有时只给我们几个人说段子，也都非常好。开场前也习惯来个“书帽”，似相声的包袱，又多是自编自讲的故事。还穿插些笑话、浑话、俏皮嗑，逗得大家好开心。用李牦子的话讲：为以后进入讲书角色时养精蓄锐。当步入正题后，每到精彩之处，李牦子便口若悬河，声情并茂，兼用鼓点、口技渲染气氛。时而花前柳下，俏语娇音；时而大难临头，声泪俱下；时而铁骑突出，刀光剑影；时而风声鹤唳，虎啸龙吟……且还能抓住听书的心理，洞若观火，掌握火候，恰当好处。即便中间渴了喝水润嗓子时，也要来个小惊险，一转话锋：“要知情况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真是维妙维肖，富有大说书匠的派头。

记得中学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一个夏天晚上的雨天，我们听完李牦子“白活”后，商量一起去西头五队南地偷瓜。当然总指挥是李牦子。他嘴上会讲书，肚里道子多，并部署一套行之可行的“实战方案”。李牦子解释：“俗语说：偷风不偷雨。相反，我们偷雨不偷风。在雨中偷瓜，脚印会被雨水冲没。”首先，按书里的经验，先进行侦察“敌情”。当我们几个爬到瓜窝棚时，老瓜头在里边正讲“樊梨花下界”，讲到关键时刻突然放个响屁，我隐不住笑出了声。屋里一听外面来人了，马上冲出抓小偷。我哪见过这阵势，一下傻了眼麻了腿，让人家给活擒了。好呆李牦子在场，人家硬是罚他在瓜窝棚里说段“杨家将”，才算相互扯平了事。

李牦子也能现身说“法”，在瓜窝棚里讲“杨家将”前，先来一个小书帽，把这次偷瓜的事儿“活学活用”了，把一个伟人语录改头换面编成“偷瓜歌”。唱道：“下定决心去偷瓜，不怕牺牲往里爬，排除万难挑大的，争取胜利扛到家。”小帽唱罢，便把窝棚的情绪引到高潮。老瓜头是酒糟鼻子，外号叫刘乱腚，也能讲几句书，在屯里有“东李西刘”之称，但相比李牦子还相差很远。方才一个“偷瓜歌”的小书帽，就让刘乱腚佩服得五腑投地，到外边挑几个甜瓜让他吃完再讲。当讲完“杨家将”后，天色已经微亮，刘乱腚给我们每人摘几个大瓜背回家，真是甜甜的满载而归呀。

70年代初，省广播电台开始播出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刘兰芳的《岳飞传》，县城里靠市场旁的说书馆里，又响起了咚咚的击鼓声和朗朗的说书声。这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多年。一个偶然的回乡机会，我在县城的市场旁碰见了李牦子。他告诉我，他正在这说书馆里讲《隋唐演义》，听众很多，收入很好。这部书已讲了一半了，队长那边请了长假，一天交队上10元钱，队里分啥也不少。他又神秘地靠近我说：“现在我还需要些时间增添说书技巧，待翅膀硬了之后再准备向内蒙古去发展，那边的市场像草原一样广阔，老大了。”

岁月更迭，时光荏苒。一次我在车里无意中打开音频“评书连续广播”，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我的耳鼓，细辨下原来是当年的伙伴李牦子的声音。长篇评书题目叫《故乡巨变》，讲的是农村改革开放后乡村变化的故事。交广台介绍，是他们电台邀请作者播讲“自创自播”的节目。哦，我激动了，从心里佩服李牦子适应环境的能力及创作才气，原来他一直没有颓废自个喜爱的说书行业，一直默默地积累丰富着新时期的创作素材，走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并进入一个更深的境界。

之后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思索着李牦子说书的深层意境，似乎有一种牢记使命的意识把他捆绑在一起。细算一下，他现在该有70多岁了。一个说书匠半个多世纪的说书生涯，可谓“说”路坎坷，“书”路崎岖。但是，说书的市场在变，表现的形式在变，人的思维也在变，而永远不变的是李牦子五十余年的初心——永不停歇的说书。

哦，我捉捕到了“乡村说书匠”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