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富

当下，我们正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奋力逐梦。我的脑海里的“搜索器”便时不时地百度几下，搜索出来“三大件”之梦的相关词条，眼前就立马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思绪飞到当年家乡老屯把“三大件”视为小康生活最佳境界的情景之中。

“三大件”，在当时庄稼人生活中流行过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其中，每个农民生活的历史发展阶段，又会按照时间段生出新的定位，并且又会让新的“三大件”取而代之。而每个阶段的替代更新，又展现出家乡的农民生活登上一个高的平台，又印证了那个时期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满足和梦想。

如果追溯往事根源的话，那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被尊之为“三大件”。其名字不是官方给起的，而是民间自然俗成的。父老乡亲们叫顺口了，都这么叫，曾在一度时间里，成为了老屯农民对生活追求的一个代名词。

记得当年，在年轻人结婚彩礼中，是要有“三大件”的聘码的，而屯里有些人在原结婚时没有赶上要“三大件”彩礼，便在平常的过日子中，也把其“三大件”的物质条件，当作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一个层次，并且确定是家庭短时期内两口子过日子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一个朋友说，经历是试金石，体会却是金子。仔细品品有关“三大件”的往事，此话倒是蛮有道理和味道的。我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婚的，亲身经历过第一阶段“三大件”出现和后来替代的“三大件”及其演变过程。至今，我的记忆仍定格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既有幸福的温馨，又有酸楚的心境，两者总是掺和在一起，不能分开。

记得当年，爱人的彩礼中也包含了“三大件”。但因家里当时很困难,她便答应与我结婚之后再补。不过，母亲还是过意不去，咬牙买了一块手表，不能“三大件”一件东西都没有啊。虽然其中掺杂些无奈，但贫困中更见母爱的公正和伟大。

那个年月，正是计划经济时期，买啥东西都需票证。记得岳母托亲属在县城里要张手表票，在当时县城最大的商店“一百”买块上海牌手表。那时上海牌手表125元一块，是国产名牌，又是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手表。

记得非常清楚，在挑选手表时，爱人却亲自挑了块男式上海牌手表。其中的用意，不用明说，是可想而知的。婚后，给爱人“买的手表”一次没戴，就给我挎在手脖子上。那种感觉，是甜甜的，是一种陶醉，是爱中之美。

记得那个时候，谁要戴上块上海牌手表，周围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开始冷不丁戴上表，还抹不开亮出来。而时间长了，我便时不时地撸起袖子，有点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后来想起这种心态，自个心里都觉得有几分可笑。

世界上的女人，无论是谁，都希望丈夫在人堆里光光堂堂、出人头地。我爱人一心“武装”我，打扮我，其内涵藏着不尽的情感。她常跟我说：“一个男人，经常在外，在人堆里不戴块手表，让人瞧不起。”此道理虽然简朴，但实实在在，一字一句汇成奔涌的爱情之河，浇灌湿润着我的干渴之心。

这块上海牌手表，随着我们的婚姻进程，走过30多年的生活历程，记录我们苦辣酸甜的生活记忆。即使搬到城里，这块上海牌手表，我也没舍得弃之。就是在上些年，手表修了几回后，已经不能走字了。修表师傅说，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但是，我还是把这块上海牌手表珍存起来。其实，是珍存一份情感。

如今，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增长，那块上海牌手表老了，我和爱人也变得白发苍苍、走进老年人的行列里。当年，手表铮明瓦亮，我们两口子人也非常年轻。一晃儿，上海牌手表伴我们走过四十多年岁月。孩子们都长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国的出国。生活今昔不能比较，手表都戴进口的，价格昂贵得比老上海牌手表高几十倍或上百倍。家里有些陈旧的东西，该扔的扔，该送人的送人。但唯有这块上海牌手表，我始终没有舍得扔掉。留着它，是留住一种厚重的念想。它是一份用秒计算的爱，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里。

在当年结婚时，“三大件”只买一件，这是我一生中亏欠爱人的一件大事。而另外“两大件”，自行车和缝纫机，在我们婚后的几年时光里，不是我给“补”上了，而是我们共同生活、并肩奋斗才陆续“补”上的。

自行车是“三大件”中第二个走进我家的大件之一。本来，应该先买缝纫机的。那个时候，在家庭生活中，缝纫机实用价值是最大的。因为当时买成品衣服不多，家里的缝缝补补的活很多，为免除爱人的针线活之苦，我认为先买缝纫机为妥。可是，爱人非要坚持买自行车不可。她说：“一个男人，没有自行车多不方便,我在家里头用手做点针线无所谓。”要不，她要跟我急，我只能激动地同意通过她的决定。

自行车选啥牌？是由我的爱人定砣的。她讲，男人要骑“飞鸽”，是名牌，也抗骑。二八的，大气点。其实，我当时不想买好牌子的自行车，还能省点钱。“飞鸽”的，得160多元，而别的牌的，140多元就下来了。可爱人说啥不肯，买一回就买好的。这事，就由她全盘主持了。

自行车进家，可成了宝贝。按现在说法，进行一番精心美容。车座罩上爱人织的坐套，车大梁三角架用大绒布缝个套包上，车辐条交叉处要挟片小红塑料布块，轱辘一转可好看了。新车新气象，擦得锃亮，引来一片回头率。

“飞鸽”牌自行车，在农村伴我走过五六年时光之后，在爱人坚持下，也就跟着我们进城了。因那时，城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多，还没有私家车的概念呢。直到现在，这辆自行车还放在侄子的门房里，成了历史文物了。即使家里有了轿车，但还没扔掉自行车。爱人说：不吃草不吃料的，虽然现在“飞”不动了，但放到那儿心里也很安稳的。

我家“三大件”，缝纫机是最后一个“压轴”进家的。与自行车进家比较，虽然相隔时间不算太长，但我还觉得过意不去。当时，家里还没有太余绰的钱。记得指标是托公社供销社主任批的，飞人牌的，上海产的，价格120元。这是对爱人一针一线的补偿，缝补着遗失的时光。

缝纫机，虽然较比手表、自行车进家晚了几年，但它确实解除了爱人的针线活之苦，我的心情略微好些。即使搬到城里时，跟自行车一样，爱人也把它带到城里。后又从平房搬到了楼上。现虽然很少用，但还放屋里摆着。而且还擦得一尘不染，并还保持着当年农村时那个讲究的布套罩起来。我理解她，她对“缝纫机”，像对手表、自行车一样，感情深着呢。

我的“三大件”情结，是“城乡接合部”的产物。第一个时期的“三大件”，是在农村度过的，而之后“三大件”的经历，且大多数又在城里经历的。而农村“三大件”的更新替代，时间上要比城里的晚半个环节，其质量也差一个或两个层次。更好像是兄弟俩，农村是弟弟，城里是哥哥，一个追赶，一个领跑。总体来讲，都是在前进。

如果说，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变化，按每十年为一个阶段，那时光到了20世纪90年代，城乡生活需求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从当年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大件”，发展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新“三大件”，人们需求的档次又提升一个台阶。

那个时候，社会正进入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人们的观念、理念都在改变，构建美好生活是社会发展主旋律。随着人们收入明显地增加，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曾经让当年我们那一代人骄傲的老“三大件”，虽然还在顽强地存在着，但站不到主要位置了。在家庭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们开始向电气化迈进，“三大件”逐渐由冰箱、彩电、洗衣机取而代之。

农村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进入家庭应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城里发展的速度较快，年轻人结婚必配的“三大件”，而农村步子还是略慢些。因有个自然条件，其彩电、洗衣机多些，而冰箱却少了些。因为在家乡这块儿，冬天的屋外就是个天然冰箱，而夏天还有个冷窖（土豆窖）。至于洗衣机，开始单缸的，后双缸的，但也不是家家都有；冰箱，开始是冰柜，后双门冰箱，但也不是家家都有。即使到现在，我每当回家乡，发现还有一少部分人家没有用冰箱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不管是哪个时期“三大件”，都能折射出了家庭条件的差异，也印证老百姓对物质生活追求的强烈心态。

我家兄弟姊妹八个，只有四弟和大姐还在农村住，但也在县城买了楼。当年，四弟家有台黑白电视，14英寸的，是全屯最早的。正是夏天，每当吃完饭，小队大多数孩子和年轻的社员，都到他家看电视，把屋里土豆窖踩塌了。之后，他又采用新办法，把电视搬到院子，像放电影似的，一院子人，真是热闹。

农村的发展是迅速的，之后没过几年时间，屯里的黑白电视也被淘汰了，都换成彩色电视，而且家家都有。家里的土豆窖也不用踩塌了，院子也不用放电影了。因家家都有彩电，也不用上人家去看了。晚饭后坐自个家，想看啥就看啥，方便多了，享福多了。

岁月更迭。时光大约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又迈向新的层次。空调、电脑、录像机，又陆续走进家庭，几年功夫，空调、电脑几乎达到普及。而农村空调还是很少，电脑也是进入新的世纪才逐渐有的。网络信息的快捷，确实给工作、生活带来方便和效率。而当时录像机是电视的一种升级设备，让节目可以自我定制，提高了收视的选择性，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

而“三大件”最大的变化，当属是时光跨入21世纪后，家庭消费也随之向科技化和高消费迈进阶段。当年“三大件”在发展更新中，可不至于只是“三件”，都没法归纳出是几件了。总之，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版本概括之。如果说如今的“三大件”，排在最前列的当数“房子、车子和票子”了。

现在的孩子结婚，城里是多数男方要买房子，女方要陪送车子。另外，还要有存款。这三样缺一不可。而农村，房子和车子无关紧要，而最重要是票子。彩礼一口价，叫干折干卷，一把给女方过上几十万。想想，过去的“三大件”，相比现在的“三大件”又是多么寒酸。一个朋友说，现在的孩子，结完婚就是百万元户，而孩子他爹一生的积蓄，只这一下子就被掏空了。

时光在流，岁月在走，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迁。从自行车到轿车，从手表到房子，从缝纫机到票子，这是几个大跨度的飞越；从老“三大件”到新“三大件”，衬托出一个国力和民力所发生的巨变，又折射出百姓生活方式变迁的历程。老“三大件”的梦，新“三大件”的梦，一代人又一代人都在圆着这个梦。从小了说，是圆老百姓生活的美好梦；从大了讲，是圆我们民族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