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富

在上世纪，有线广播喇叭这种原始的传媒载体，在明水农村家喻户晓，曾见证了一代庄稼人的成长历程，是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生活的一个精神符号。而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变化和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有线广播喇叭早已定格于历史的记忆深处，成为人们心中一种遥远的眷恋和怀念。

记得我家的小广播喇叭，挂在里屋门口墙边灯窝的左上角上，广播线是从窗上边的墙上打个洞穿进来的，地线就顺墙钉在炕沿下的地上。有时广播声音不好，往地线根下浇碗水，声音就清晰了。母亲常说，这是广播渴了。姐姐还糊个小纸盒，前边剪出发音的圆，把喇叭装在里边，叫“广播匣子”，以起到保护喇叭的作用。

有时候，全家人听广播的意见也不统一，父亲和哥哥爱听新闻，母亲和姐姐爱听歌曲，而我和弟弟爱听“小喇叭”。好在有线广播没有你我择台的权力，广播站播啥你就听啥，只能按照节目预报时间而选用你所要听的节目。

记得当时我们县就达到“村村通电话、户户通广播”了，还进了黑龙江广播电台的农村节目。县里成立了有线广播站，下边各公社也成立了有线广播站。那时的有线广播每天三次播音，早午晚各一次，每次约一个半小时。来时伴随着高亢悠扬的《东方红》乐曲，走时伴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那些激动人心的旋律，至今犹在耳畔回荡。

县广播站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农村节目”，另外还自办个“明水新闻节目”和“文艺节目”。而公社广播站除转播县站的这些节目外，也新增加一个“本地新闻节目”。“新闻节目”都是中央、省的政策精神及各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新闻报道和英雄模范事迹等，“农村节目”都是各地农村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农业生产的新闻通讯等。“文艺节目”主要都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歌曲、曲艺、长篇连播等。总而言之，只是很短的时间，我的家乡农村就形成了“县、社、村”三级广播网，真实地普及到每家每户，是绝对没有一点虚假成分的。

那年头，家乡农村普遍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网络，连收音机也都是零星的几家才有，电影也只是一年在队院子放几场。好在猫冬时队上还组织个宣传队，自编自演些文艺节目，也算是社员们的文化大餐了。所以说，对于农村文化生活而言，有线广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动听、清脆、嘹亮的声音，家家户户在自个家里就能从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中听到，成为当时农家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夏青、葛兰、齐越等播音员的名字和他们熟悉的播音。特别是“长篇连播节目”，就是从那个时期创建的，在老百姓生活中产生共鸣很大，现在一些电台还保留着这个节目。那时，每当饭后，有些人在大道上听队上的大广播喇叭，有些人在家听小广播喇叭。如曹灿主播的《高玉宝》《艳阳天》《李自成》；关山主播的《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红旗谱》《四世同堂》，袁阔成主播的《烈火金刚》《三国演义》；刘兰芳主播的《岳飞传》；孙敬修主播的《宝葫芦的秘密》《西游记》；陈阿喜主播的《刘胡兰》《海岛女民兵》；王刚主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记得70年代左右，父亲每天晚饭后，都要听上半个小时的小说连播，有时没吃完饭就端着饭碗听，听过后总是觉得不过瘾，还跟我们孩子一起边回味着当天的情节，又猜测下回的故事发展。如果晚上有事没听到，那可后悔死了。那个时期的“长篇小说连续广播”，确实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直到现在有过那个经历的人，还深深地怀念有线广播时代的节目。

那个时期的广播，虽然单一缺少花样，可广播节目通常为录播的，制作严谨，质量很高，让人听后有种激人向上的感觉。中央台、省台、县站的广播节目里，无穿插广告，而播音员具有温馨、雅致、淡定、从容的气质，更给了经过那个时期的几代人的成长提供了精神食粮。记得在1970年末的几年时间里，是广播剧的黄金阶段，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有很多当时获奖的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广播剧，比如路遥的《人生》，陈建功的《飘逝的红头巾》等。还有地方台迅速成长起来一批广播剧编导，为推出广播剧精品做出贡献。其中文化部门还专门设立了广播剧年度的大奖项目，把广播剧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峰。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剧这种形式，享受其电影和电视难能得到的收获。广播剧以广播独特形式的说、笑、音乐等效果，把故事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地吸引和打动了人们的心灵，让听者大脑里从剧情的发展中想象出一个又一个画面，形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有的好广播剧，不但让听众凝神如痴，且还是思想上的一种向上动力，更是精神上的一种艺术享受。

记得国家刚颁布第一套广播体操那会，每天早晨街上大喇叭一响，骑自行车的，步行的，上工的，一切的人都马上停下，随着大喇叭的节奏开始做广播体操。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心里还觉得好玩和好笑。

后来，县广播站根据上边的精神，开始恢复了稿酬制度。我人生第一次得的稿费，就是在县广播站领到的。记得念书时就常在报纸上发点“豆腐块”，又在县广播常发点新闻稿。回乡后，还是笔耕不辍，常在青纱帐里干活，倾听到南北东西屯的大广播喇叭播送自个的文章。当时心里那个舒坦劲，甭提多高兴。自县广播站恢复稿费，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动力，鼓励我继续写身边的农村新人新事。记得在结婚分住不久，家里没有钱买暖壶，我就攒了几张稿酬单，其实也是好几个月，一次去县里办事，捎带把稿费取出来，随后到百货大楼买回一个暖壶。当时一篇稿的稿费有五角的，有一元的，有一元五的，有二元的，二元是最多的。而一个暖壶得六七元钱，用五篇稿费换来的，很是高兴地背回家。且还是铁皮的，有朵牡丹花，鲜艳，好看，在进城后的前两年还使着这个暖壶。后来实在不能用了，才不得不弃掉换了新的。不是舍不得钱买新的，而是舍不得这壶里盛的温暖和苦涩的岁月。

那个年月，这个屯子到那个屯子的大道边上，一根根广播电线杆挺立，拉着一根银线，传递着北京、省城、县镇的声音，这是有线广播的标志和符号。广播线电杆随着电话线杆一同走，顺着道边，随着地头，这村连着那村，那屯连着这屯。

我还觉得，那时有线广播传递信息的迅速程度，不比现在的网络差多少。记得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的消息，小队院里的高音广播喇叭响彻云霄，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北京的声音。通过广播喇叭传到我住的家乡农村，广大农民利用有线广播迅速及时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及其他很多最新信息，几乎都能在公开发布的第一时间听到，甚至比现在的农村还要灵通。广播喇叭一喊，你不想听也得听。其效果，更简捷，更实用，更灵便。

现在，有线广播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在电视、电脑、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有线广播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页，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没谁用了。只有在汽车上还能听到广播电台的节目，只有在街面商家还能看见用广播喇叭做宣传，只有广告宣传车安上大喇叭满街的喊；还有下乡流动卖菜的小喇叭，不知疲倦地叫喊着。虽然给宁静的屯子增添了很多噪音，反倒给农妇们带来很多方便，买点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菜什么的，循着喇叭声就能买得到。是的，今天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个人的怀旧情结却始终难以改变。那当年乡村广播喇叭的声音，似经常萦绕于我心头的乡愁一样，不能割舍，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