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西方涌现出了许多身体理论的论著，有乔治·科夫的《身体哲学》、约翰逊的《身体的意义》、桑特拉桑的《身体思想》、奥尼尔的《身体五态》、特纳的《身体与社会》、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等，中国也出现了如李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等，这些论著从不同层面建构了身体理论，为后来的身体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身体学成为当下的显学。

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晓华教授新著《身体诗学》，试图在诗学领域对其身体理论进行新的构建。“诗学”的价值在于它的高度理论化。他近年致力于身体理论的构建，著述颇丰，著有《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识》、《身体美学导论》以及多篇关于身体理论的论文。作者从其娴熟的美学入手，再到身体理论的具体文本的阐释。

“身体诗学”发轫于凯瑟琳·库奇内拉著于2000年的《身体诗学》，在该书中，凯瑟琳构建了身体-主体的身体理论的基础地位。王晓华《身体诗学》即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身体的主体性”，即身体在一系列的活动中，是自主性地呈现出其主体性地位的，并通过身体来表现一切。而不是传统的身体的被动的呈现：被观看、被触及、被阐释、被解构等。身体展现处的是“己者”的自身主体性景观。在身体诗学中，“身体”，即为“身体-主体”，清晰地说是“主体性身体”。“人就是身体，身体是生活和审美的主体，而精神是身体-主体的功能和活动”。“主体性身体”，强调了人的作为的主体地位及身体的主体地位。这个很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言论的那个居于“天地神人”四合框架中的“人”：人，“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充满劳绩”，表明了身体=人的主体性活动，实在的身体与感性世界接触、打交道，改变世界。身体在动作，世界也随之在改变。“诗意地栖居”，带出了身体的诗性，使主体性身体的活动具有诗学的价值。

《身体诗学》一书的框架是先清理、梳理，再延展纵深。作者从古今中外芜杂的理论中，逐渐清理出关于“身体”的理论路径。书中梳理了历史上西方的身体论，从中找到适合自己所论的身体学说。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中将“身体”从“精神-身体”的二元论中中释读出来，“灵魂的疆域是身体”，即意味了“灵魂的无力感”，“灵魂不能抵达之处，恰恰是身体施展本领的场地”。在划分的精神-内-身体-外的二元图式中，断开了身体与精神的纠葛：身体的归身体，灵魂的归灵魂。身体成为了独立的主体存在。身体的施展，使其成为“劳作的主体”，身体在无限丰盈的潜能中，处于不断“移动、打量、制作”。18世纪之后，随着科学、启蒙的发展，身体不断被“祛魅”与“祛蔽”身体展现在生物科技和生态景观中。此后，作者通过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狄德罗、伏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中关于身体的理论清理，清晰地论证了身体的一大转向：身体=生命=自我。“身体就是存在”，身体就是自我。

中西方古代都有“身体论”，不同身体论标示了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与此同时，作者从汉语诗学语境中寻找身体图式，来与西方的身体理论进行对接。通过引证《尔雅·训诂》《列子·天瑞》《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等先秦的典籍，来论证“身体=自我”的语义结构。在标示古代汉语中身体与自我的等同，即“我是身体”，构建某一维度上的中国古典诗学，亦即身体诗学。在梳理“身”与“心”的纠葛之后，从“身体是我”中，找到天地自然中的维度、时空中的维度。身体在自然中，身体观照自然，身体对应世界。如在夸父化为大地的神话中，隐喻了“我即是世界，身体即是世界”的身体图式。作者勾画出汉语诗学中的身体图式路径：躬行-感物（身历）-生情-言说。以此对应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行动说”：身体是感物、体验、情感的承担者和实施者。

《身体诗学》一书，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思想及语言特色的影响。在身体的空间中，明显参照了海德格尔“天地神人”的四合框架。作为诗性的、主体性的身体处在大地、天空、道路、家宅之间，即是空间的界域，又是生态的场域。身体空间是对边界的突破，于是有了对超越现实的迷梦：对乌托邦的追求。乌托邦居于现实的对立面，它源自于身体有高居身体之上。对于乌托邦而言，身体总是在奔跑，试图在抵达这个理想。

《身体诗学》一书，在于对身体主体回归的召唤，期待回到身体的关注之中，不是作为被动的它者，而是主动的己者。对于身体学的构建，《身体诗学》打开了别样的境界，不再是欲望身体、消费身体、白身体、黑身体等单维度的被动性身体，预示了一种新的转向：（主体性）身体的丰富性。当然，在“身体”与“人”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的当下身体理论中，显然身体学成为一个跨界很大的学科，需要更多新的东西来填充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