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义彬 特约记者 段金林
走进庆安这片洋溢着抗战精神的土地，顿时一座座熠熠生辉的红色地标映入眼帘，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红色故事从心底升起。红色是地标最鲜明的底色，因为它是无数民众的鲜血染红，也是千万抗联将士的赤心铸就。鲜红是密码，赤城是印记。
今天我们感悟抗战精神，追寻抗联斗志，红色地标为我们提供了鲜活教材，到哪里可以聆听到历史的回响，寻觅到现实的航道，展望到未来的前程，无数个地标连缀在一起构成红飘带，每一步都蕴藏着踏实前行的功能，彰显着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伟大的抗战已为人们铸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昭示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务之急，就是让两种精神交相辉映，汇集力量，成为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继续谱写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在红色坐标上不断开拓前行。
红色地标为我们提供了可感可触的精神力量，值得永远怀念和弘扬，各地在15个红色地标竖碑立牌、辟建陵园、建立馆舍，为的就是守护好红色根脉，传承好红色基因。
“特支”诞生在稻田公司屯
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反日斗争如暴风骤雨般到来。当时东北三省的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爱国官兵不顾当局的不抵抗命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继续组织起救国军、自卫军、反日队等各种武装，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在庆城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抗日义勇军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用生命和鲜血筑成了血肉长城。
然而，这些抗日活动由于是群众自发形成，又是义勇行动，尚没有达到统一的阶段，想依靠他们去驱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那显然是做不到的。
事实也是如此。到1932年底，各地义勇军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连续溃散破灭，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也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
抗日斗争将向何处去？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人们盼望救星早日出现。
正在人们拭目以待的时候，一只巨掌伸到人们头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手。它就是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的庆城特别支部。特别支部成立于1930年5月，从那时开始，庆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犹如茫茫黑夜燃起的火把，冲天而起。
首任特支书记是朝鲜族党员韩宽淑。他原是朝鲜人，由于家境贫寒，才携家带口流亡到中国的青冈县农村，直到1929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党员朴元赫到青冈二屯，韩宽淑等人是第一批接触到党员的年轻人。朴元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纲领，介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动员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朴元赫介绍，在这年年底，韩宽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韩宽淑也成为青冈二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此后，韩宽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为尽快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注重研究对敌斗争策略，逐步变得刚强坚毅，有勇有谋。
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为扩展呼兰河以东的地下党活动范围，先后派韩宽淑、弓日均、韩兴宇进入庆城一带开辟活动区域。他们接受任务后，不辞辛苦，昼夜兼程，来到庆城安邦河东岸的稻田公司屯落户。在这里，他们以种水稻为掩护，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建立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群众组织“革命促进会”。韩宽淑担任主任，从而为建立庆城党的组织做好了充分准备。不久，韩宽淑将当时的活动情况和组织准备情况向满洲省委做了详细汇报。
1930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全大一到庆城，帮助建立党组织。很快又吸收发展崔友山、权大山、金石林等10人为中共党员，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庆城特别支部”，选举韩宽淑为特支书记。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确定庆城、铁骊、巴彦、木兰、东兴、绥棱为特支活动区域，特支归属满洲省委直接领导，联络机构设在稻田公司屯。庆城特支建立以后，这里的反对日寇侵略斗争从此有了党的指引。
韩宽淑根据满洲省委“尽可能采取公开活动”的策略，积极组建群众组织，在农村组织农民向地富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在城镇则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特支先后在活动区域内建立了“反帝同盟会”“中韩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同时通过“讨论会”“演讲团”“讲习所”等，唱革命歌曲、贴革命标语、演革命戏剧，当时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群情激昂，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韩宽淑从1930年5月成立庆城特支担任书记始，到同年7月党总支改选，他不再担任特支书记，虽然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庆安抗日斗争史上浓墨重彩地谱写最光彩的一页。他先后动员上百名青年加入反日武装，王大板子屯仅有30户人家，就有21名青年加入义勇军。他积极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介绍李再石、张平等人为中共党员，同时还建立了东兴党小组。为了便于对东兴一带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庆城特支决定建立中共庆城特支东兴分支部，由韩宽淑任分支部书记，金东哲、金德山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党员发展到10人。
庆城特支的其他党员也和韩宽淑一样，十分热心发展党员工作，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到1932年7月，日寇占领了县城，日伪反动势力像一条疯狗猛烈地扑向爱国人士，整个庆城置于白色恐怖之下。敌人越是猖狂，特支发展党员的工作越是迅速推进，不断壮大了党的力量。车铁秀去呼兰河北的杨树林，在这里发展党员，又很快组建了党小组。弓日均到红石砬子一带开辟新区，也很快建立起基层党组织。经过发展党员，庆城特支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党员达到了30多人。
在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同时，庆城特支加强了对抗日群众组织的组建和领导。庆城共青团组织发展共青团员18人，农民相助会发展到60人，反帝大同盟发展到50余人，反日会员发展到110多人。与此同时，青农部、青反部、妇女协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到处出现烽火四起的斗争场面。当时特支还创办了《烽火》报，积极配合抗日宣传。党的这些基层组织活动频繁，联系群众广泛，斗争形式活跃，他们利用演戏剧、办画报、作演讲等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各式各样的抗日宣传活动，抗日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老金沟孕育北满省委驻扎地
老金沟是小兴安岭南麓的一条倒沟型的山系，距离庆安县城130里，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山体。老金沟虽然毗邻山地与平原交汇地带，背后却是耸立的群山，而且峰峦错落，山险林密，成为一片苍茫的绿海。在三十年代抗战初期，这里还是古树参天，河沼交错，地形十分复杂。由于有着天然的绿色屏障，易于藏身，能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孕育成易守难攻的宝地，这才成为抗联部队的最优选择。
抗联三路军西征部队在庆安的活动，主要依托老金沟的复杂地形，与敌人搏斗。1936年1月，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担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率领的三军主力，多次与日伪军发生战斗，一路打打停停，与敌军巧妙周旋，沿途收编了40余支义勇军、山林队，使三军的两个团迅速发展成两个师，开辟了庆城游击区，主要活动就在老金沟一带。此后不久，便进入老金沟，设立了密营，并把抗联三路军指挥部也设立在这里，抗日斗争开展得十分活跃。这自然引起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极力想拔掉这根“眼中钉”。这一天，赵尚志正在老金沟东侧谷底，率领部队进行战术演练，突然接到放哨兵紧急报告，说有200多人的骑兵讨伐队，从沟底南坡蜂涌而来。赵尚志面对嚣张的敌军，并没有慌张，而是将部队撤到身后山顶上埋伏起来，居高临下，给敌人设了个大口袋。当敌军走到三军宿营地，正在四处张望时，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机关枪像雨点似地向敌军射来，顿时把敌军打得蒙头转向，慌乱的敌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没死的连人带马跑进齐腰深的塔头沟里，正好让抗联用机枪扫射。因为这里是赵尚志设的埋伏圈，沟底到处都是死伤的敌军和战马，就这样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伏击战。
这次伏击战的大捷，大大提升了老金沟的战略地位和利用价值，随即北满省委机关也迁移到这里，省委书记金策，以及抗联名将李兆麟、赵尚志、冯仲云等都曾在这里指挥过战斗。还在附近的烟囱拉子山建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了战地医院、被服厂和兵工厂。
从此老金沟密营成为西征部队的集结地和中转地，也成为抗日活动的大本营和供应地。许多部队曾在这里得到休整和集训，经过统一思想、明确任务、锤炼素质、鼓舞斗志后，奔赴各个战场，去拼杀敌人。当时抗联三军的三师、五师、九师等都曾在这里进行驻扎整训。不仅三军的部队在这里整训，就连其他外阜部队也都到这里集训。其中就有六军参谋长、六军军长带领的部队历经千辛万苦赶到老金沟，为的就是到这里接受整训。抗联指战员都把老金沟看作革命圣地，第二个延安，是鼓舞斗志的发源地，提高素质的发动地，部队来往频繁，干部云集增多。
特别是老金沟密营建立后，北满省委领导，三路军干部云集，这里也成为智囊团和策源地，他们总结了反讨伐和远征作战的经验，完善了以少胜多的灵活战术原则，提出开展游击战，采取“逐步伸长”“分开前进”“轻兵奇人”等战术，把山区和平原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牵制调动敌人，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使得活跃在老金沟一带的抗联部队如虎添翼，似蟒生足，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令日伪军极为震惊。在老金沟一带发生过百余次战斗，而且滚蛋岭、张家湾、西北河、小红营等地发生的都是精彩的战斗，成为出奇制胜的典范战例，因声名显赫被载入史册。更为重要的是辐射到附近的同乐乡、发展乡、红营区，开辟了许多游击作战区和抗日根据地，形成强大的反日潮流。
老金沟密营之所以成为指挥中心和红色堡垒，是因为北满省委曾在这里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制定过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提出过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原则，有力地指导了北满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中国民族第一次抵御外敌入侵的完胜，老金沟的红色营盘功不可没。
正因为老金沟密营成为北满抗日的指挥中心，也成为日伪当局的心腹大患，他们多次调动大批军警，进行围剿讨伐，还派出多批武装特务，妄图摧毁瓦解这个红色堡垒。但他们的阴谋都没得逞，老金沟密营始终像一座灯塔傲然挺立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之上，照耀着抗联部队破浪前行，成为东北抗战场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密营，不愧是红色营垒。
许亨植流在少陵河畔的鲜血未干
1941年10月，第三路军的大部分将士陆陆续续赴苏联境内整训，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仍留在安邦河上游一带，率领总指挥部指挥活动在庆城、铁骊一带的朴吉松小分队和活动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的张瑞麟小分队。
1942年7月末，许亨植带着警卫员陈云祥到东兴一带巡查张瑞麟小分队，听完汇报后，他急着要回到总指挥部汇报。8月2日下午，许亨植返回总指挥部前，张瑞麟怕路上有危险，便派战士王兆庆护送。为了躲过敌人讨伐队，他们穿山越岭，一下午才走了10多里路，直到傍晚才来到庆城边界的青峰岭山下。
这时天色已晚，他们便在青峰岭下的少凌河畔宿营。次日凌晨，他们开始生火做饭。由于河套地势低洼又无风，烟雾迟迟散不出去，被离此不远的元宝山上的敌“挺进队”队长国长有发现。他见河套这么早升起的烟云，必定是抗联的人，顿时惊喜若狂。国长有立即带“挺进队”50多人向这里包抄过来。
国长有是个臭名昭著的匪首，庆安人一提起他无不痛恨。国长有在伪满时期做尽坏事，先是在土匪窝当胡子，抢掠烧杀。此后又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混了个森林警察班长，接着被提升为警佐大队长。他依仗枪法准、山路熟，日本人还封他当了讨伐队队长。他每次进山讨伐都要用麻袋装回几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有抗联将士、有爱国志士，也有无辜百姓的头颅，用以冒充抗联将士的首级，借以邀功请赏。十几年来，他恶贯满盈，血债罄竹难书。
这一天清晨，因河套地带晨雾笼罩，许享植等人并没有观察到偷袭而来的敌人。当许亨植发现四面包围上来的敌人时，敌人的机枪、步枪、手枪已经相继开火。
国长有对这次围攻早做了精心准备，前一天晚上他们就已经发现河套一带有烟雾迟迟不散，算定有抗联小分队驻扎在那里，所以清晨国长有就开始布设封锁线，设了四道卡子，拂晓前已将许亨植宿营地团团围住。当许享植听到敌人枪响后，果断率领两名战士与敌人周旋。他们声东击西，企图从三个方向突围，但都未能成功。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仍没有突围出去。此时，许亨植腿部中弹负重伤，他预感到自己很难活着突围出去。于是，命令两名战士要拼死突围出去，由自己为他们作掩护。可是两名战士死也不肯丢下许亨植，架起他就往外冲。敌人见他们要突围，以更加猛烈的火力齐射过来，警卫员陈云祥胸部中弹倒下了。许亨植严厉地命令：“小王你不要管我，你必须冲出去!”王兆庆忍着巨大的悲痛，一路上向敌人猛烈射击，终于突围出去。
王兆庆突围出去以后，敌人的火力全部集中在许亨植身上，许亨植猛然倒下了，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一窝蜂地围了上来。突然间许亨植又刚强地站立起来，扶着树干，双目圆睁，怒视着敌人，把手枪中的子弹全部射向敌人，打死了森警队的机枪手吴魁芳。这时许亨植借机向伪警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扔过去一个钱包。死心塌地的汉奸朱希林收起钱包后，却残忍地向许亨植开了一枪，许亨植这才应声倒地。
国长有带领伪警来到近前，命令部下对许亨植全身进行详细搜查。从他身上搜出一支大镜面匣枪、一副眼镜、一枚水晶印章、一个文件包等物件。国长有命令把许亨植和陈云祥两颗人头割下，当夜挂在小烧锅屯的“集团部落”的东门上。隔日又把首级运到庆城街里，挂在警察署门前“示众”。两日后又送到北安省公署邀功请赏。国长有本想捉拿到抗联一个大官，一定会得到日本人的褒奖。可是没想到，却被日本人骂得狗血淋头，斥责他没有活捉抗联这个大人物。
活跃在小烧锅东门外抗联交通员关丽华和许亨植交情很深，许亨植还认关丽华为干姐姐。关丽华得知许亨植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一家人哭了半宿。子时刚过，关丽华冒着生命危险，骑上猎马，带着铁锹，赶到许亨植牺牲地为其收尸，又用桦树皮做了人头，用木炭画了脸，然后立坟竖碑就地埋葬。
一个著名抗日名将就这样被民族败类国长有残杀了，牺牲时年仅33岁。
许亨植牺牲后，日伪《大东日报》很快在显著位置以《一举歼灭谋略匪首》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中称“八月二日上午，北安省庆城县国长有率领警察队在该县青峰岭附近与谋略匪魁许亨植交战，结果遂即将其射杀……许亨植掌握军政两方之实权，专以从事侦谍军事情报，袭击警察机关，开拓团等，极具呈谋略行为。”
建国以后，省政府特意为庆安送来丈高的墓碑，上书“许亨植永垂不朽”七个大字。大罗镇还在许亨植牺牲地建起一百平方米陵园，竖起二米高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筑起四层白色大理石台阶，四周栽满松柏树，许亨植无畏无惧的精神就像这松柏树一样万年长青……
红庙惨案扑不灭抗战烈火
庆安县新胜乡牛天城屯东有座高耸的红石砬子山，在绿树掩映的半山腰有座道观，当地人称“红庙”。
这座庙始建于民国初年，道长叫张元明，还有两名李姓和孔姓道人。1932年，抗联队伍里有个叫吴相林的人在这里建立的地下联络站遭到敌人破坏，故而发生了闻名全省的“红庙惨案”。
红石砬子庙其实只有三栋草房，前两栋是诵经拜佛的神殿，后一栋是道人的居室。道观初建时香火很盛，香客络绎不绝。自从日本鬼子进人了庆城，恣意横征暴敛，造成山区农民贫困，进庙上香的人日渐稀落，庙宇从此呈现一派萧疏冷落景象，三个道士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
红石砬子山下是稻田，全由朝鲜族农户种植。被委派到这里的抗日联军战士吴相林以打短工为名，在这一带建立秘密联络站。吴相林会种水稻，又肯卖力气，稻农都很愿意雇他帮工。吴相林在这里团结发动农民，取得了朝汉两族稻农的信赖，博得了道俗两家的信任，在此牢牢站稳了脚跟。吴相林也时常到庙堂里转转，道长张元明见他为人憨厚，眉宇间尽显正气，言谈中流露出爱国激情，也很愿意接近他。出家人虽然超凡脱俗，与世无争，但对吴相林所讲述的那些抗击日军的故事凝神倾听。
稻农和道长从吴相林的言谈举止中，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工人，极有可能是抗联的人，大家都愿意把山里山外听到的情况提供给他，这使吴相林对庆城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曾给抗联部队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
从1932年建站开始，工作开展得一直相当顺利。1934年，情况出现突变，庆城稻田公司有个姓丁的经理到这里来抢占耕地，开发水田，并在拉林清河上游增设截流垒坝，在山脚下挖沟引水，新修渠道侵占了不少农田，这自然引起稻农的强烈不满，多次发生种地户与筑坝工的激烈争斗，获益户和受损户也挑起无休止的事端。吴相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一方面去农户中进行周旋调解，一方面引导大家集中矛头对付丁经理。从那以后，大伙都把吴相林看成主心骨，大事小事让他拿主意。吴相林的出现，自然引起敌人的注意。
1935年春耕期间，吴相林突然发现拉林清河边有个戴眼镜的人经常来钓鱼，那人嘴里叨着烟卷，手擎着鱼竿，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凭着地下交通员的特有的敏感，吴相林当然要搞清楚此人的身份和来历。
这天下午，吴相林选了块靠近河沿的耕地，一面装着修池埂子，一面朝河沿瞭望，他看到钓鱼人的背影，觉得此人很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吴相林正仔细打量那个人时，忽然一阵轻风吹过，掀动起钓鱼人的衣角，露出一件闪亮的东西，他不由地心中一动，知道那是挂在腰间的手枪，这时吴相林猛然记起，在县伪警队里见过此人。
没到收工的时候，吴相林一个人扛着铁锹急速向红石砬子庙方向走去，他思索着近几天农民为渠道连续发生的数起争斗事件，感到如果让这个人在此地继续呆下去不仅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不睦，还不利于地下联络站的活动。于是，他打定主意要铲除这个祸害。不久，吴相林约了两个知己好友，要空手夺枪，活捉这个钓鱼人。
这天傍晚，小山村升起袅袅炊烟，田野上干活的人已经陆续回家，整个河湾里空荡荡的，钓鱼人也在收拾鱼具，准备离去。正当此时，吴相林突然从柳条墩子后面蹿出向钓鱼人猛扑过去。吴相林原本已经约好两个知已，预约接近黄昏的时候一起下手，可当他绕过河套刚刚隐藏到柳条丛内，看到钓鱼人起身要走，一时性急也顾不上等待伙伴，便独自采取行动。钓鱼人因躲闪不及，被吴相林撞倒在河岸上，那人像只狡猾的狐狸顺势滚下河去，一头扎进水里，吴相林一个人也不敢贸然去追，那个钓鱼人游过河塘，回头看见河对岸又多出两个人，犹如从猎人枪底下逃脱的兔子，撒开腿便朝昏暗的荒野狂奔而去。
吴相林和他的两个伙伴回到红石砬子庙前，商量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吴相林对这次冒险行动感到很懊悔，由于自己的冒失导致行动失败，苦心建立起来的联络站将被迫中断。他似有所悟地对同伴说：“今天让这家伙跑掉，他绝不会善罢干休。”为防备万一，吴相林决定暂到外地躲避几时。
吴相林走后的第二天，数名日本宪兵和警察向红石砬子山一带包抄过来。他们把在山坡上种地的男女老幼三十几个人赶到红庙里，三个老道也被抓起来。日本兵端着刺刀，在无辜群众面前晃动着，先是威胁恐吓，要人们说出是谁袭击了河边钓鱼人？谁又和抗联有联系？那个姓吴的外地人躲到啥地方去了？这时有个日本兵走到蔡广生跟前，让他回答，蔡广生摇摇头刚说出“不知道”几个字，日本兵的刺刀便扎进他的胸膛。鲜血立即从刀口处如注般喷射出来。人们顿时吓呆了，几个孩子扑在大人的怀里哭喊着，日本兵抓过一个孩子，对着众人叫道，说着举起孩子摔死在庙台的石阶上。然后又逐个逼问曹永山、王珍、王石头、李老道……问一个杀一个孩子，日本人杀得兴起，最后干脆不再问话，而是像疯狂的野兽一般举起刺刀连杀数人。然后把数人赶进庙里，再把庙门顶上，放起一把大火，把关在庙堂内的人活活烧死。无辜的群众在烈火中惨叫着、呻吟着、呼喊着，敌人却在一旁嬉戏着、狞笑着、狂叫着……
这场大火把38口人全部烧死在里边，连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婴儿也无一逃生。
农历五月初四吴相林回来了，他带着一支抗联部队回来了！队伍的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赵尚志穿的衣服很破旧，脸也没有洗，有人问他为啥不洗脸？赵尚志说：“人民还在苦难中，日本兵还侵占着东北，作为抗联战士哪里还有脸见同胞!”抗联战士逮捕了那个给日本兵通风报信的奸贼，当众处决。
这场惨案并没有吓退民众抗日激情，惨案发生不久，村里又迅速组建起锄奸队、抗日团，抗日斗争烈火越发烧得猛烈……